2023年和2024年，德國經濟連續兩年衰退。這在全球經濟大國中都十分罕見。原因主要是：激進的綠色能源政策難以承受去俄羅斯能源的沖擊。中國從客戶成長為競爭對手。對基礎設施的更新投資，對投資的吸引力下降。缺乏熟練工人，導致產業外移。官僚主義與日俱增，過多的監管削弱了企業活力。

　　很長時間以來，德國是歐洲的第一大經濟大國，世界第三大經濟大國。德國經濟在其強大的制造業支撐下，如雷貫耳。然而，德國已經五年沒有出現顯著的經濟增長了。特別是2023年和2024年，連續兩年經濟衰退。2023年GDP下降0.3%，2024年再下降0.2%，這在全球經濟大國中都十分罕見。

　　對于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來說，這是一個驚人的轉變。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德國一直在擴大出口，并主導著工業機械和豪華汽車等工程產品的全球貿易。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后，莫斯科決定切斷對德國的天然氣供應，這給德國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多年來，德國的經濟增長依靠強大的制造業，德國制造業的競爭模式基于俄羅斯的廉價能源，為其工業產品的出口生產提供廉價燃料。

　　2011年，時任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決定加快德國停止使用核電，同時依靠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來彌補該國從煤炭發電轉向可再生能源的差距。俄羅斯當時被認為是可靠的能源合作伙伴。當時，波蘭和美國向德國提出了相反的強烈警告，但被默克爾毫不猶豫地駁回。

　　當俄羅斯停止管道輸送天然氣時，德國的天然氣和天然氣發電價格飆升，這兩者都是鋼鐵、化肥、化工和玻璃等能源密集型行業的關鍵成本。德國不得不轉向液化天然氣（LNG），并從卡塔爾和美國通過船舶進口。而液化天然氣的成本經過液化工業處理和船舶運輸增加了成本，銷售價格顯著高于管道氣。

　　根據研究公司Prognos AG為巴伐利亞工業協會準備的一項研究，德國工業用戶現在的電力成本平均為每千瓦時20.3 歐分。而德國公司的美國和中國競爭對手，成本相當于8.4 歐分，而法國的核電成本為4歐分。可以想象，如果德國沒有過激地舍棄核能發電，Kaiyun德國的制造業能源成本即可降低80%，德國工業的銷售利潤率即可增加9%左右。

　　可再生能源的規模增長速度不夠快，無法填補這一缺口。房主和地方當局對風力渦輪機的抵制減緩了風能的增長。運輸氫氣作為鋼爐替代燃料的基礎設施目前仍處于設計階段。

　　多年來，德國一直受益于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國（印度2023年才超過中國）進入全球經濟，雖然其他發達國家的制造業也在投資中國，但沒有哪個國家的制造業對外投資，比德國更集中于中國。20至30年前，德國公司為工業機械、化學品和車輛發現了一個巨大的新市場，在2010年代初期和中期，梅賽德斯-奔馳、大眾和寶馬通過向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銷售產品獲得了豐厚的利潤。

　　然而，中國公司在向德國、日本、韓國等合資工廠的流水線學習之后，制造業迅速崛起。十年前開始，生產的產品與德國的核心優勢不相上下。之后，中國的制造商開始生產與德國人相同但更便宜的產品。

　　韓國、日本的跨國公司發現中國同行的迅猛崛起時，迅速將生產線和產業鏈向東南亞和印度轉移，通過開拓新的市場來彌補在中國市場的萎縮。但一根筋的德國企業家繼續深耕中國市場。

　　在中國強大的以財政補貼、出口退稅、低價土地和優惠銀行貸款為組合的產業政策的支持下，中國太陽能電池板消滅了德國的制造商。2010年，中國太陽能電池板制造商依賴進口德國的設備。今天，全球太陽能電池板生產依賴于中國生產的設備。

　　依靠無與倫比的產業政策，中國的鋼鐵、機械、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和電動汽車電池——現在在出口市場上與德國商品展開了激烈競爭，以精細、可靠、耐用為競爭力的德國產品，在以低價為競爭力的中國產品面前，不斷丟盔棄甲。

　　德國是歐盟經濟體中最依賴汽車核心產業的經濟體，因而在與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產業政策的競爭中損失最大。2020 年，中國不是汽車凈出口國。到2024 年，它每年出口500 萬輛汽車。同期，德國的汽車凈出口量下降了一半，至120 萬輛。據估計，中國工廠的年產能為5000 萬輛汽車，約占全球需求的一半。

　　德國在經濟繁榮時期變得自滿，推遲了對鐵路線和高速互聯網等長期現代化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政府為了平衡預算，盡量從繁榮的經濟收入中擠出財政盈余。

　　2010年，德國的公共杠桿率為82.3%，2024年下降到55%左右。同一時期，中國的公共杠桿率則從33.9%增加到了61.3%，如果包括隱性地方債，則高達112.8%。

　　2023年德國居民部門和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18.5%左右，而中國居民部門和企業部門杠桿率高達226.5%。

　　如今，中國通過快速增長的債務和超前固定資產投資，建設了全球領先的高鐵系統和輸電網絡，城市規模快速擴大，固定資產投資在中國GDP增長中貢獻了超過40%的力量。

　　而德國通勤者對火車不準時運行和在維修破舊軌道時不斷地服務中斷搖頭。高速互聯網尚未到達一些農村地區。一條將電力從德國多風的北部輸送到南部工廠的輸電線年才能完工。連接工業魯爾區和德國南部的高速公路上的一座關鍵橋梁，對其耐用性的懷疑出現10年后不得不在2021年關閉，替代品要到2027年才能準備好。最近15年來，德國對公共投資持續萎縮，固定資產投資對德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到5%。

　　2009年的一項憲法修正案通過限制赤字支出給德國的公共財政戴上了手銬。是否放松所謂的債務剎車將是德國2025年2月23日大選后上臺的行政機構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

　　德國公司很難找到具有合適技能的員工，從訓練有素的IT員工到日托提供商、高級護理人員和酒店員工。在德國工商會對23,000 家公司的調查中，43%的公司表示他們無法填補空缺職位。對于員工人數超過1,000 人的公司，這一比例上升到58%。

　　對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等STEM領域感興趣的德國學生較少。人口老齡化使問題更加復雜，負擔得起的托兒服務的短缺使許多女性不得不兼職工作或根本不工作。官僚主義障礙對雇用高技能移民構成了障礙，盡管2020年通過并于2023年加強的一項法律旨在簡化這一過程。

　　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生育率下降導致人口增長放緩甚至負增長，是社會經濟規律。但由于德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時間比中國早至少50年，所以中國的勞動力緊缺問題尚未出現，雖然最近幾年中國也出現了生育率持續下降的趨勢。

　　據德國公司和經濟學家稱，冗長的審批程序和過多的文書工作會拖累經濟，獲得風力渦輪機的施工許可證可能需要數年時間。德國商業團體提出的數十個例子中還有其他幾個例子：

　　— 安裝太陽能電池板的公司需要向政府監管機構及其當地公用事業公司注冊，即使公用事業公司可以將信息傳遞給行政機構。

　　— 餐廳必須手動記錄冰箱溫度，并將記錄的硬拷貝保留一個月，即使數據已以數字方式存儲。

　　— 一項要求公司證明其供應商遵守環境和勞工標準的法律超出了歐盟的要求，給德國公司帶來了比歐洲競爭對手更重的負擔。

　　官僚主義對經濟發展的束縛早已被經濟學家所證明，一些發達國家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并開始對官僚主義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比如特朗普重返白宮不到一個月，就已經授權馬斯克對相對于歐洲其實已經較松的美國官僚監管體系掄下了大棒，目標就是減少行政機構對經濟發展的監管和干擾。

　　在經濟全球化紅利即將結束的下一個時代，減少經濟監管可能成為僅次于科學技術的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希望特朗普的經驗可以早日被德國借鑒。